笔迹鉴定报告“卡壳”：复印件难成有效铁证

“合同上的签名根本就不是我签的！”四年来，王宽不断重复着这句话。

故事要从2021年3月说起。彼时，王宽在A公司某建筑工地负责扎钢筋工作。同期，A公司向专营建筑材料的B公司租赁了一批建筑扣件，租赁合同中担保人一栏中，“王宽”二字赫然在列。两个月后，王宽因身体原因离开该工地，本以为这段工作经历会就此结束。

然而，2023年5月的一天，一张法院传票打破了王宽平静的生活。原来，B公司因未足额收到租金及归还的建材扣件，将A公司连同“担保人”王宽一并诉至法院，要求二者共同承担110万余元的还款责任。

“当时A公司老板徐某告诉我，这事他们会处理，和我没关系。”王宽回忆道，正因如此，他未出席一审庭审。一审法院最终支持了B公司的诉讼请求。徐某不服提起上诉，却在二审期间病逝。后续诉讼事宜，只能由王宽独自承担。庭审中，他坚称签名非本人所写，但因未能提供新的有效证据，二审、再审均以败诉告终，法院维持了原判决。

为自证清白，王宽向法院申请复印租赁合同电子扫描件，并自行委托司法鉴定所进行笔迹鉴定。但由于检材并非合同原件，鉴定意见书出具结论为“倾向性认为笔迹非同一人”。

“只要不是原件，就不能下准确定论。虽然王宽提供的复印件完整、清晰，但司法鉴定通常不采用复印件。因为只有根据真实、完整的原始检材得出的鉴定结论才准确有效。”鉴定所解释道。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证据提交的基本原则是优先提供原件或原物。‌这份基于复印件的鉴定报告，因“无法与原件核对”，在法律意义上成为“不能单独作为认定案件事实根据”的无效证据。

无奈之下，2024年8月，王宽揣着一摞败诉的判决文书，脚步沉重地走进重庆市检察院一分院（以下简称“一分院”），抱着最后一丝希望申请检察监督。

“只要能找到原件，重新申请笔迹鉴定，案件就能迎刃而解！”承办检察官崔天明接手案件后，当即把寻找合同原件作为首要突破口。

然而，这条看似最直接的取证之路，却困难重重。

崔天明首先前往一审法院申请阅卷，却只找到一份合同电子扫描件。“2023年，我们正在推行无纸化办公，在庭审中对原件扫描存档后，便已当庭退还B公司。”法院方面的回复，让原件线索首次中断。崔天明立刻转到B公司核实，可三次上门沟通，B公司均矢口否认收回过合同原件。

随后，崔天明将寻找线索转回A公司，然而负责人徐某去世后，A公司早已停止经营，人去楼空。多番打听下，崔天明找到徐某家属，委托其在家中多次寻找，却仍然一无所获。

历经七次走访，线索一次次中断，希望一点点渺茫。但检察官并未放弃。在大量的走访核实中，口供有了意外突破：B公司工作人员无意中提及，其并不认识王宽，合同是由A公司直接签署好寄过来的。

这一关键旁证，为案件逆转埋下了第一颗希望的种子。

既然找不到“物证”，那就全力攻克“人证”！检察官再次返回B公司，围绕当年的业务办理细节展开询问。

“你们和A公司签合同，担保人通常都是怎么签的？”

“一般都会当面签，这样才放心。”

“那这份合同上‘王宽’的签名，也是当面签的吗？”崔天明的问题直指核心。

对方一时语塞，最终如实承认：“这个……好像不是。”

紧接着，崔天明找到了当年的工地工头，工头明确表示：“签合同那天我在场，当时王宽根本不在。”

两份关键的证人证言，与王宽的自述形成了证据闭环。虽然合同原件仍不知所终，但案件真相已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