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赵某、罗某与A公司约定，由罗某以A公司名义承接C区停车场项目。同年7月，A公司与罗某签订《项目内部承包合同》及《授权委托书》，A公司授权罗某以本公司名义处理项目事宜，但明确禁止其以A公司名义对外租赁设备或赊购材料。

两年后，项目竣工决算。2021年3月，A公司突然被起诉。赵某任法人的B公司，凭借一份与罗某在2018年7月签订的《采购及机具租赁合同》，起诉A公司索要180余万元。其间，罗某还曾以“现场负责人”身份与赵某结算11份运（收）货清单确认欠款。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定，根据《承包合同》《授权书》的相关约定，认定罗某无权对外签订《租赁合同》，且罗某系内部承包人，与A公司无真实用工关系，其行为不应构成表见代理。于是，判决罗某个人承担付款责任。

B公司与罗某上诉后，二审法院却依据罗某曾在A公司参保、部分支付建材供应商银行流水截图等新证据，认定罗某当时为A公司员工，且A公司授权范围不明确，视为罗某对外具有广泛代理权，构成表见代理，改判A公司承担付款责任。A公司申请再审被驳回。

接连败诉，导致A公司在后续各大工程招标中屡屡被拒，经营陷入困境。

2024年6月，A公司向一分院申请监督。

检察办案组审查完案涉材料后发现，案件的争议点在于罗某签订《租赁合同》的行为是否构成表见代理这一法律概念。一审、二审法院对此理解截然不同，判决也由此各异。

二审法院认为，在本案中，罗某虽不具有代理权，但却给第三人（赵某及B公司）制造出具有代理权的假象，第三方善意相信罗某能够代表公司，为了保护善意第三方，事后追认该代理行为有效，罗某行为的法律后果由A公司承担。

“问题在于，赵某和B公司真的是‘善意第三方’吗？” 办案组决定不满足于卷宗，而是把庭审期间的所有证据查透、查穿，看看双方真实的交易关系与资金往来。

B公司账户异常率先引起注意：收支账目基本持平，差额仅800元，明显不符合正常经营逻辑，“B公司像是专门用于走账的‘空壳’公司。”

2024年盛夏，在市检察院的指导下，办案组开始全面核查银行流水，前往多家银行调取相关公司和个人的案涉银行流水。高达15厘米厚的一摞账单上，密密麻麻印着黑色小字，检察官们拿着放大镜逐笔比对，一盯就是半个月。

随着荧光笔的标记，真相渐渐浮出水面：原来，B公司提交的转账截图仅显示了赵某转给罗某设备款部分，却刻意隐瞒了后续罗某等额甚至超额资金转回赵某的记录。完整流水显示，赵、罗二人资金频繁互转、明显回流。

与此同时，银行流水也反证出：案涉项目施工班组及设备供应商费用，均由罗某支付，未涉及B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