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重庆市忠县县城广场，矗立着一块巨幅宣传画——画面上一名伏案工作的检察官和几行醒目的大字：“生命只是一个过程，有的人慢步走完，我不过是跑步而过……人的生命也要讲长度和厚度，我的生命长度不够，就要努力在这有限的长度上增加厚度……”每天人们从这儿经过，都会望望上面的人，念念上面的话，说一说自己所知道的这位检察官的感人故事。

    他就是重庆市忠县人民检察院的民行科科长刘邦闹，一位身患绝症3年来仍坚守岗位、用生命抒写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检察官。刘邦闹同志现年49岁， 2001年5月，积劳成疾的他被确诊为右侧上颌窦癌。身患绝症3年来，他拖着孱弱的病体，坚持办理各类民事行政案件100多件，其中立案办理申诉案件55件，提请抗诉27件，服判息诉45件，件件都在当地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可为了争取更多办案时间，3年中，他只是利用办案的空隙作了4次放疗、化疗，住院共才130多天。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充实了生命的内涵，活出了生命的厚度，展示了一名优秀共产党员、一名模范检察官的可贵本色。

    2001年1月的一天，刘邦闹突然感到右侧面部麻木，如针刺般难受。科里的同事劝他赶紧到医院去看看，可一桩接一桩的案子让他一忙就是半年。直到5月的一天，他去重庆汇报案件时，才被朋友硬拉着作了一次检查，哪知道诊断结论竟然是：右侧上颌窦癌。

    消息尤如晴天霹雳，让他一时回不过神来。怎么可能呢，自己才45岁，还有那么多的事儿等着自己去做，还有那么多的心愿未了：他丢不下钟爱的检察事业，离不开朝夕相处的战友，放不下相濡以沫的家人，他有太多的不忍、不愿、不舍、不甘哪！得抓紧现在，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藏好病历，不声不响地回到了单位。

    一回到单位他就接手了一件棘手的房屋产权纠纷案。为了查清历史真相，他支撑着病体，多次往返重庆各地了解案情、收集证据，反复查阅大量的县志和诉讼档案……盛夏里，酷热难当，一摞摞陈年档案里散发出的防腐药味，熏得他头晕眼花，呼吸困难，差点晕倒在地。最终，查到了一份48年前的重要证据。凭借这份得之不易的重要证据，案件抗诉成功，而刘邦闹却倒在了病床上。

    刘邦闹病倒了，直到这时，家人和同事才知道实情，院领导赶紧将他送进了医院。但刘邦闹放不下工作，住了两天院就硬是挣扎着回到家、回到单位上班。妻子、女儿哭了，同事们无不痛惜地说：“老刘啊，你简直不要命了！”可他却若无其事地说：“放心吧，案子我还没办够呢，一时半会儿不会有什么事！”

    为了查清事实的真相，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就是搭上性命他也在所不惜，这就是刘邦闹认准的理儿。对刘邦闹来说，案子就是他的命，甚至比他的命还重要。2002年6月，刚从重庆化疗回家的刘邦闹不顾同事的劝阻又接手了一件复杂的赔偿案。洪水能否漫过公路成为本案争议的焦点。为了查清这个焦点问题，只要一下暴雨，他就往案发地跑，实地查看洪水水线位置。一天傍晚，刚要下班，一场暴雨哗哗地下了起来，没带伞的同志都犯了愁。可刘邦闹却认为这是一个实地勘查现场的好机会，拉起同事冲进了风雨中。这天风急雨大，赶到时天也快黑了，刘邦闹嫌远了看不真切，干脆就脱了鞋，挽起裤腿，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前走。大雨冲塌了路基，他有好几次都踩虚了脚，差点儿摔倒在地。同事看着风雨中他单薄的身影，心疼得流泪了，他却连连地说：“这真是场及时雨呀，谁对谁错，我心中有数了！”

    这些直接证据，为抗诉充实了证据和理由。案件最终抗诉获得了成功，刘邦闹也再一次病倒。直到此时，申诉方的代理律师才得知这位办起案来风风火火的检察官竟是身患癌症的病人，深受感动的他哽咽着对当事人说：“刘检察官是在用他的命来换取公正啊！”就这样，无情的病魔将他一次次摔倒在地，凭着顽强的意志他又一次次站了起来。他用宝贵的生命作代价，换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公正。

   2002年寒秋，“死神”将刘邦闹逼进了危急关头：此时他已右眼失明，右耳失聪，右鼻孔堵塞，白血球降到了最低点，身体极度虚弱；因长期放疗、化疗，口腔已高度溃烂；声带已破坏，只能靠笔和纸进行语言交流。“老刘，你必须住院了！”检察长哽咽着下了命令，把他送进了医院。刚躺在病床上，刘邦闹几乎是哀求地在纸上写道：“我的日子可能不多了，有限的生命不能耗费在病床上，就让我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吧！”看着这字字如血、饱含深情的话语，同志们的眼泪禁不住夺眶而出，哪怕站在死亡关头，他也没忘兑现对检察事业的无限忠诚啊！

    民心是杆秤，百姓大如天。心系群众，为民执法是刘邦闹的自觉追求。2001年10月的一天，病后第一次住院的刘邦闹正昏昏沉沉躺在病床上输液。忽然，病房门被一名男子推开：“请问忠县检察院的刘邦闹住这里吗？我是从忠县专门来申诉的！”听到“申诉”二字，刘邦闹顿时来了精神。一边让申诉人坐下，一边让妻子把自己扶起来，左手插着输液的针头，右手翻阅申诉材料。看着形容憔悴的刘邦闹，来者为自己的冒昧感到不安，“没关系，你慢慢说。”就这样，病榻上的刘邦闹边听边问，一直坚持了4个多小时，问清了案情，又解答完大大小小20多个疑问，再用手机通知科里安排调查。来者千恩万谢地走了，他却因体力不支一下瘫软在病床上。同室的病友不解地说：“您都病成这样了，何必去管别人的事呢？”刘邦闹只轻轻地说道：“他从200多公里外的忠县赶来讨要公道，是冲着对我、对检察机关的信任才来的呀，我怎能让他失望而归呢？！” 在刘邦闹眼里，老百姓的信任就是对他最大的奖赏！

    2003年初，病情已经恶化的刘邦闹又主动承办了一件烫手的申诉案。忠县东溪镇三峡库区二期外迁移民毛家夫妇的渔船被他人撞沉，女儿遇难，全部家当也随之沉入江底。夫妇二人要求赔偿，事经两次法院判决，都没有得到解决。毛家夫妇向检察机关提起了申诉，并声称不讨回公道，全家绝不外迁。就是这件两头为难的烫手案子，已说不出话来的刘邦闹主动揽了过来，并郑重地用纸和笔承诺：“请相信法律一定会主持公道！”

    凭着对检察官的信任，毛家夫妇按时移民搬出库区。为了不辜负这份信任，已极度虚弱的刘邦闹在调查中3次虚脱，1次晕倒，硬是在同事们的帮助下，通过5个月的艰难调查，为毛家夫妇赢得了一万多元的赔偿。这一万多元对我们大家来说或许不算什么，可对于毛家夫妇来说，却是他们安身立命的本钱哪，找回这一万多元，就是为他们找回了一个家，为社会增添了一份安定。这其中的点点滴滴饱含着他对普通百姓多少深厚的爱、多么敦厚的情啊。

    而忠县人民也是那样地信任他、爱戴着他。刘邦闹的事迹和患病的消息传出后，许多陌生的群众自发给他送来了大米、鸡蛋、绿豆、新鲜水果，还有自己亲手编织的花篮，真诚地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已外迁到山东的毛家夫妇特地寄来一大包红枣，嘱托一定要给老刘好好补补身子。刘邦闹将人民对他的爱深深地藏在了心里，将这些礼品一一退了回去。

    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民的好检察官，却一直承受着病魔与贫困的双重折磨。妻子早就下了岗，每月仅能领到136元的最低生活费，女儿也仅有500元的工资；为治病，又欠下高额外债。3年来一家三口从未买过一套像样的新衣；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妻子在离家10多公里远的郊外开垦了一亩多的荒地种蔬菜，差一点儿的拿回家自己吃，像样儿的都挑到市场上卖补贴家用。

    可就是穷成这样，他也绝不收昧良心的钱，仅患癌症3年来，他就拒收现金5400多元，多次谢绝当事人请客。他说，穷并不可怕，我怕的是良心不安哪。

    2004年上半年，刘邦闹病情恶化，常常昏迷，他自觉不久于人世，对妻子和女儿交待后事，说他还欠单位11000元钱，他死后单位要补发10个月的工资，要她们就用这个钱来还债。他深怕妻女忘了，在清醒的时候都要反复叮嘱。妻子听着听着辛酸和委曲一齐涌上心头，哭着说：“你心中怎么就只有你的单位？怎么就没有我们母女俩！”刘邦闹眼里噙着泪水，望着妻子，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心中怎能没有这娘儿俩呢，这辈子，他觉得最愧疚的就是这个家，最亏欠的就是他的妻子。

    重庆市检察院、市检察二分院和忠县的领导去看望刘邦闹时，都关心地问他的妻子有什么困难。妻子对刘邦闹说，我想让领导给我找个好一点的临时工做，可不可以？刘邦闹在纸条上写道：不行，如果大家都去找领导要工作，领导还怎么办？刘邦闹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宁愿委屈自己、苛待家人，也不向组织伸手，不给领导添麻烦。他常说，再苦再累能扛就自己扛着，这样即使走了才会走得心安。

    刘邦闹同志1981年进入检察机关工作，24年如一日，始终任劳任怨，勤勤恳恳，恪尽职守，公正执法，无私奉献，曾3次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多次立功受奖。刘邦闹的事迹传开后，党和人民给予了高度评价和各种荣誉。最高人民检察院授予他全国检察机关“模范检察官”荣誉称号；重庆市检察院授予他优秀检察官称号，在全市检察系统掀起了向刘邦闹同志学习的热潮；忠县县委号召全县党员向刘邦闹同志学习，并在县城最热闹的广场为他竖起巨幅宣传画。

    2004年底，由高检院组织的中央媒体采访团来到忠县，当记者们挤在刘邦闹家中采访时，简陋的家境、清贫的生活让他们惊愕，更让他们感动——在这样的境况下，还念念不忘手头的工作，这个看似孱弱的身躯里该是凝聚着一种怎样的力量啊！的确，正是胸怀着执法者崇高的使命、饱含着对人民、对检察事业的赤热情怀，他的生命才迸发出无限的生机，增添了无限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