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领导、同志们：大家好！我叫方工，是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今天，能有机会在这里向大家汇报，我感到非常激动。感谢组织和广大检察干警对我的信任和鼓励！也向大家致以诚挚的敬意！

    我是1979年调入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分院工作的。先后做过书记员、助检员、检察员、副处长、处长、副检察长，2003年3月被任命为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检察长，并当选为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我珍惜时代赋予的机遇，珍惜人民检察官的崇高荣誉，珍惜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无论在什么岗位、担任什么职务，我始终牢记党的宗旨，不敢忘记自己是共产党员，是人民的检察官，不敢忘记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我始终追求：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做官，扎扎实实做事，公公正正执法！

    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宪法职责，拥有查办职务犯罪、审查批准逮捕、审查决定起诉、出庭支持公诉等司法权力。按照刑诉法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凡是到我们一分院的案件，大都是有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重、特大案件。从一定意义上说，我们拥有生杀予夺的司法重权。因此，从走上检察工作岗位的第一天起，我给自己立下了公正执法的办案原则。26年来，我经办和审批的几千件刑事案件中，有一般案件，也有疑难、复杂或深具影响的案件，还有全国瞩目的大要案，如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受贿案、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受贿案、原国家科委副主任李效时受贿案以及李昌利用“法轮功”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案等重大案件。但无论对什么样的案件，我都如履薄冰，从来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坚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公正执法，没有出现一起错案。

    2000年，我受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北京市人民检察院指派，承担成克杰受贿案的审查起诉工作。面对这样的高官，代表国家行使公诉权，我深感责任重大。如果不彻底揭露他的犯罪事实，办成铁案，我愧对党和人民，愧对胸前的国徽。审查提讯过程中，成克杰不时痛哭流涕，口口声声说对不起党和人民，装出一副可怜相。有些年轻的办案人员天真地认为，成克杰态度这样好，案子不会太难办。我想，这些贪官绝不会轻易认罪服法，不能相信贪官煽情式的忏悔，绝不能被假象所蒙蔽，放松对他在庭审时翻供的警惕。我和大家一起加班加点，调阅60多册厚厚的案卷，悉心研究成克杰的供述，一遍一遍缜密审查成克杰及其情妇李平共同受贿的事实和证据，并对开庭审理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做好各种应对准备。在庭审中，果然，成克杰推翻了以前所作的有罪供述。狡辩自己以往的有罪交代是为了争取好的态度，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拔高”，声称李平的证言是“胡说八道”。面对这个不知悔改的腐败分子，我和同志们以确凿的事实和对全案证据的充分把握，当庭对他进行了义正词严的驳斥。最后，成克杰受到了法律的严惩。

    在办理陈希同、王宝森系列案件时，有一名局级干部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以涉嫌受贿罪、玩忽职守罪移送审查起诉。在审查中，我发现虽然受贿80万元的事实确凿，但其渎职的行为尚不构成玩忽职守犯罪。要不要提出意见？我曾犹豫过、顾虑过。因为，当时对这起案件，人们极为关注。有人劝我：受贿80万元，至少可以判死缓了，加上玩忽职守罪也还是这样，提不提意见，对量刑没什么影响，何况提出意见后，还可能被人误会缺乏大局意识，不讲政治。但是，我认为，公正是执法的灵魂，作为一名检察官，首先要忠于自己的神圣职责，尊重法律和事实，不偏不倚，不枉不纵，这是司法工作者应当具备的职业道德；审查案件，没有看出问题是业务水平问题，而看出了问题却因为自己患得患失不能公正执法，说轻了是私心，说重了就是渎职，是真正的不讲大局、不讲政治。我坚持提出自己的意见，最后，法院以受贿罪判处被告人死刑，缓期2年执行。

    我在主管二审案件时，一名被告人因涉嫌诈骗28万元，被基层检察院提起了公诉，一审法院认为公诉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没有采纳公诉意见，判决被告人无罪。基层检察院依法提起抗诉。我院承办该案的检察官审查后，认为一审法院的判决是正确的，打算撤回抗诉。这个意见，得到了他所在部门同志们的一致同意。按说，作为主管领导，我只要签字同意部门意见，完全合乎程序。但是，我没有这样做，而是亲自调阅案卷，对案件反复审查和思考。事实告诉我，该案被告人犯罪证据确凿，已构成诈骗罪，法院不应当判无罪。这时，一位老领导找到我说，这个案子最好不支持抗诉。在人情面前，我没有放弃原则，而是依法作出了支持抗诉的决定。二审法院审理，认定被告人犯有诈骗罪，依法判处有期徒刑10年。

    20多年来，我摒弃私心杂念，秉公执法，从不因情害法，因私枉法，从不放纵罪犯，但也从不冤枉无辜。1998年，在办理一起故意杀人案时，我们发现法医鉴定和犯罪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在细节上有出入，案件还有多处疑点。人命关天，我不敢有丝毫怠慢，立即组织力量对案件进行仔细分析和研究，在发现死者确实并非犯罪嫌疑人所害后，本着对法律负责的精神,我批准发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按照我们提供的侦查方向，很快将真正的凶手抓获，避免了一起错案。

    法律是无情的，但又是有情的，因为它维护的是全社会的正常秩序，体现的是人民大众的共同利益。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我不仅注重打击犯罪，也重视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2001年冬天，在北京远郊的一个小山庄，有一个六口之家，其中一人涉嫌伤害罪，三人涉嫌包庇罪，都被逮捕，家里只剩下一个重病在床的老人和一个年幼残疾的孩子，无人照应。春节前夕，村里出于同情，给我写来一封信，希望能对其中一人取保候审，以便照顾老人和孩子。在查明属实后，我批准按照法律规定对老人的儿媳办理取保候审，并特别叮嘱办案人员赶在年关前办完手续。事后，几名犯罪嫌疑人都一致表示要如实交待问题，改过自新。还有一次，在审查一起盗窃、销售赃物上诉案时，发现一审法院的判决将被告人的刑期多算了两天，我要求向二审法院书面提出纠正意见。有些人对此不解，觉得为两天刑期这样费周折不值得。但我不这样认为。严格依法办事才是最大的公正。我们必须维护法律的尊严与神圣，包括维护那些违法犯罪人员的合法权益。

    我深知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为党和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利益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这些年来，我坚持倾听群众的呼声，并积极提供法律帮助。尤其是走上领导工作岗位后，我更加重视群众来信来访工作。我一直认为，穿上检察服、走上领导岗位，是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对我们的信任，作为对人民支持和信任的最好回报，就是要通过我们的努力工作，使老百姓对我们党领导下的政权和法治充满信心。在审查办理北京第二毛纺厂一起挪用公款案时，我收到受害企业请求发还扣押款的救急信。尽管当时尚未结案，扣押的赃款不宜马上发还，但考虑到该企业濒临破产，工资拖欠，多年医药费报销不了的情况，我作出了立即发还的决定，为特困职工解了燃眉之急，也救活了企业，受到了企业和职工的一致好评。

    我时常告诫自己，“廉洁没有底线，自律不能封顶”，要常思贪欲之害，常弃非分之想，常怀律己之心，常修从政之德，决不做懒官、昏官，更不能做贪官。多年来，为案子敢找我说情的事，屈指可数。因为我的亲人、同学、朋友、同事都知道，我从不拿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做交易，从不办昧心案、金钱案、关系案。我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谈工作只能在办公室，出去“坐一坐 ”免谈，任何人都一样。一次，我的一位在机关担任领导干部的老同学打来电话，说自己的孩子遇到一点麻烦，案子现在已转到我手里，希望我能抬抬手，并热情地邀请我出去坐坐、叙叙旧。我很清楚他的实际目的，坚决拒绝了他的邀请。

    1998年妻子所在的工厂进行企业改制，要求年满45岁的女工一律办理内部退休手续。当时妻子还不到45岁，又是车间的生产骨干，所以很乐观，觉得这次内退应该轮不到她。可内退名单一公布，有她的名字。妻子不想过早地退休，哭着求我出面找厂里领导说情：“我嫁给你这么多年，从来没让你帮我求过人，这次你非得帮我去找厂领导不可，说什么也不能让我内退。你是从咱们厂出去的，厂领导不会不给你这个面子。”我见她这么激动，先是安慰她，等她平静下来以后，我对她说：“你说得不错，我可以去找厂领导，他们也可能会给我这个面子。但我还是不能去。你要想想厂里的难处。企业改制是工厂的大事，内退的那么多，帮你办了，你也就是晚退一年半载的，可厂领导和我们都会让人家戳一辈子脊梁骨。”这事我最终还是没管，妻子还是内退了。后来，她在和平里社区通过竞聘，当上了人定湖居委会的委员，负责妇联工作。

    有人曾说我没有朋友，不讲情义。其实，我也是普通人，也有朋友，也重感情，也希望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一些，但是我不能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去换取私情，苟取私利。如果我牟取非份的利益，就是对党的背叛，如果我怕得罪人就势必得罪人民。

    这些年来，我在自己的岗位上，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尽了应该尽的本份，党和人民却给了我很多荣誉和很高的评价。先后授予我全国“模范检察官”、“北京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第四届“中国十大杰出检察官” 等荣誉称号；2002年中宣部、最人民检察院、中共北京市委又把我树为全国重大典型，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还多次亲切接见了我。但我清醒地知道，这些荣誉都离不开党的培养教育，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关怀哺育，离不开同志们的支持和帮助。今后，我一定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进一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对人民负责，履行好应尽职责，作为不懈追求，在自己的本职岗位上，创造出新业绩，不辜负党和人民的信任与厚望。

    请同志们放心，请人民放心，请党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