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回溯到四年前。2021年7月27日，杭州B公司因欠绍兴A公司货款，便将其收到的一张可背书转让汇票给了绍兴A公司。然而，这张汇票在之前已经被11家公司连续背书。本以为一切顺顺利利，谁承想，当绍兴A公司持票到银行承兑时，系统显示该汇票异常，银行便拒绝兑付。

按照《票据法》第六十八条规定，持票人有权向所有前手背书人追索。绍兴A公司便一纸诉状将票据链上参与背书的企业全部告上法庭。蹊跷的是，经过一审、二审甚至再审，法院判决其他背书人承担连带支付责任，但唯独资兴C公司“全身而退”。

因不服法院判决，2023年10月7日，绍兴A公司向三分院申请监督。三分院民事行政检察部门受理该案后，立即前往法院调取案卷，了解为何资兴C公司“全身而退”？

“我们早把票退回去了，自然不是背书人，就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面对检察官的询问，资兴C公司负责人振振有词。原来，该公司收到的这张汇票是重庆D公司背书转让的。但资兴C公司后续又要求重庆D公司以其他方式支付货款，于是在收到重庆D公司汇款转账支付的100万货款后，便通过背书转让方式把这张汇票退回给了重庆D公司，并在票据上备注“商业承兑汇票退回”字样。

乍一看，这个解释不无道理。同样，这一解释也得到了法院的支持。法院审理认为，重庆D公司已通过汇款转账清偿了所欠资兴C公司的货款债务，双方之间的债权债务归于消灭，后续这张汇票又退回给了重庆D公司。因此，资兴C公司并未实际行使案涉汇票权利，不应当承担票据责任。

“退回”是字面意思的返还，还是法律意义上的背书转让？这则备注又能否免除资兴C公司的票据责任？资兴C公司能否以其与重庆D公司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为由对抗绍兴A公司的票据权利？在检察官看来，厘清这几个问题，将成为解开案件症结的关键。

因案件涉及金融票据承兑以及多个省市的多家公司，三分院立即向市检察院报告，并在其指导下开展“穿透式”调查：赶赴重庆市银保监局涪陵分局了解票据背书的流程、票据接收和支付方式等问题；组织专家论证，确认“附条件背书”的法定效力；召开检察官联席会，对比类案裁判标准。

根据多方调查走访，对案涉票据的认定逐渐清晰。“资兴C公司签收重庆D公司转让背书的汇票后，因收到转账汇款，于是又将该票据以背书方式流转回重庆D公司。根据《票据法》第四条、第五条、第二十七条等相关规定，以及《电子商业汇票业务管理办法》第二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九条等相关规定，虽然资兴C公司并未实际行使案涉汇票权利，但票据行为具有无因性，票据一经签发，票据法律关系就成立。因此，资兴C公司备注‘退回’票据的行为不属于票据本身的单纯返还，而是票据权利的背书转让。所以，资兴C公司仍是背书人，应当承担票据责任。”检察官解释道。

另外，资兴C公司虽然在将汇票流转回重庆D公司时备注“商业承兑汇票退回”，但违背了《票据法》第二十四条、第三十三条中关于“背书不得附有条件”的规定。换而言之，汇票上即便写了“退回”字样，也不影响票据转让的法律效力。

同时，案涉汇票是杭州B公司背书转让给绍兴A公司的，其并不知晓资兴C公司与重庆D公司之前关于案涉汇票的转让关系，根据《票据法》第十三条规定，资兴C公司不能以此对抗绍兴A公司正当的票据权利。

最终，综合多方论证，三分院认为法院适用法律错误，导致判决结果错误，资兴C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票据责任，遂提请市检察院抗诉。2025年4月11日，法院采纳检察机关抗诉意见，依法判决资兴C公司及其他背书人连带支付A公司票据款100万元及利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