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于北京化工学院的伍昭林自调入重庆制药九厂工作以来，留给大家很好的印象。他脑子灵活、办事利落、积极肯干，深得领导和同事们的信任。1994年1月，伍昭林凭借自己的实力被重庆市医药管理局任命为“重药九厂”厂长。

　　走马上任之初，伍昭林提出了以技术改造为切入点，推动“重药九厂”全面发展的整体工作思路。面对厂长描绘的美好前景，“重药九厂”职工满怀希冀，视他们的厂长为“重药九厂”的骄傲。此间，这位受全厂工人敬重的厂长的确做出了一些令人佩服的成绩，被誉为重庆市的工业企业明星。然而，10年之后，伍昭林却因受贿罪被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2004年元月经江北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并处没收财产3万元。

　　“重药九厂”是重庆医药管理局下属的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伍昭林担任厂长期间，正值该厂进行技术改造，全面投入大量资金的时期。伍昭林正是利用在“技改”期间，涉及医药技术设计、设备购置和基建工程招投标等多方面的权力之便，大胆以权谋私收受贿赂。其违法犯罪的捞钱手段主要采取了以下四种：

       一是“明码实价”—— 先谈“回扣”，再签合同。1995年，“重药九厂”实施“九五”中间体技改工程。一时间，伍昭林成了包工头趋之若鹜重点巴结讨好的对象。诺大的工程交给谁呢？伍昭林已经打定了主意，让重庆侨嘉建筑工程公司承接。因为“侨嘉公司”最善解人意，许诺按照工程造价的2%支付“回扣”。在“重药九厂”与“侨嘉公司”签订了造价690余万元的施工合同后，伍昭林如约收到了“回扣”6万元。除了以“侨嘉返回款”名义交给“重药九厂小金库”1万元之外，其余5万元均被伍昭林揣入了自己的腰包。 2001年，“重药九厂”欲购买一批生产设备，沈阳市恒升自动化设备厂王某闻讯前来。几句宣喧，王某切入正题，明言将按照合同标的5%支付“回扣”，请伍厂长多多关照。对王某的请求，伍昭林满口应允，随即与“沈阳设备厂”签订了采购输液贴、热熔胶涂布机、微机胶布打孔机、收卷变卷分切机、切断床等价值70万元的设备购销合同；对王某的“回扣”，伍昭林一一笑纳，让王某将4万元“回扣”划入自己在招商银行的“一卡通”帐上。

　　二是“只进不出”—— 借给我的，就是我的。 1996年底，伍昭林的姐姐因集资建房缺钱，向兄弟求助。伍昭林自恃在“技改”工程承包过程中关照过“侨嘉公司”，就径直找到该公司经理黄某，要求借款2万元。黄某心知肚明，伍厂长开口借钱怎能推辞？尽管自己资金紧张，仍然如数奉上。这笔钱，虽然名为“借款”，但是伍昭林既不写“借条”，也从未有过“还钱”的念头。在其姐归还借款后，伍昭林理所当然地将2万元据为己有。

　　三是“巧立名目”——— 以借“咨询”收好处。 1999年，伍昭林代表“重药九厂”与北京达瑞医药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赵某签订了丙二酸二乙酯生产装置及配套设施设计合同。“重药九厂”先后支付了设计费60余万元。奇怪的是，“达瑞公司”又支付给伍厂长咨询费6万余元。翻开“达瑞公司”受聘专家工作津贴表可以看出，短短二年时间，伍昭林在“达瑞公司”的工作量竟然高达53个月、19人次。以每月800元至1000 元的标准计算，伍昭林实得咨询费62840元。伍昭林真的是受聘于“达瑞公司”的专家吗？是不是伍昭林确实参与了设计工作？让我们从时间上看看，从收取咨询费时间看，伍昭林的“工作时间”正好安排在1998年11月，“重药九厂”开始支付设计费之后。显然，这偶然的巧合。刚好与伍昭林收受“咨询费”的时间相吻合。事实上，所谓的“咨询费”是权钱交易的“好处费”。

　　四是“吃拿卡要”—— 先表“感谢”，再付货款。 2003年，“重药九厂”与南充市高坪区龙门针织厂签订了价值79万元的原白纱布购销合同。虽然合同订了，生意做了，但是货款收不回，利润赚不到。为顺利收回货款，“龙门针织厂”只得“孝敬”伍厂长5000元以表感谢。

　　在“重药九厂”进行技术改造期间，伍昭林利用厂长的职权，为自己捞得18.9万余元的不义之财。他为官十载，带给“重药九厂”的有光荣，更有深深的伤害：昔日重庆市工业五十强之一、欣欣向荣的明星企业，而今沦落为亏损6000余万元、举步维艰的困难户。伍昭林本人也从风光无限的厂长，沦落为身陷囹圄、为人不齿的阶下囚。反差如此之大，不禁引人深思。按常理而言，伍昭林作为一名“国企”厂长，以现阶段的干部政策和工作、生活待遇来衡量，他的生活水平应该是较高的，他的社会地位及成就感也足以让人羡慕，更不用说他拥有的权力了。凡此种种，该有的他都有了。一个人有如此风光的经历和高于常人的生存境况，还要索取受贿，还这么贪心不足，究竟是什么原因？仔细思索，答案并不复杂：一个在别人眼中，是什么都有了的人，如果他贪婪，那么他永远也没有满足的时候。伍厂长就是此类人之一。经分析研究，原因不外乎有三：

　　其一，心态失衡。作为一厂之长，伍昭林认为自己的工作强度大、节奏快、负荷重，十分辛苦，付出的劳动与得到的报酬不成正比。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享受高品质的生活需要钱，孩子大了需要钱，将来老了需要钱。钱从哪里来？特别是考虑到自己年近六旬，面临退休离职，即将失去手中的权力。于是，心态渐渐失衡，不该伸手的伸手了，不该接受的接受了，而且不觉愧疚、心安理得。

　　其二，私欲膨胀。人皆有欲望，本无可厚非。这个欲望，可以是求知上进的欲望，可以是多做工作、多出成效的欲望，即便是提高个人生活质量的欲望，只要是劳动所得，取之有道，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然而，伍昭林的欲望却是利用手中权力多捞一把的贪婪欲望。因此，伍昭林不仅敢收他人钱财，还敢直接以“借款”为名要，以“咨询”为名要，以“回扣”为名要。可谓欲望无止，私心作伥。当一个人放纵私欲的滋长，必然会忘乎所以，甚至麻木不仁。私欲膨胀的贪官心中早已没了党纪国法的底线，在人生路上“摔倒”当然在所难免。

　　其三，侥幸心理作祟。党员干部的信念道德，人格尊严，党纪国法，要讲这些，伍昭林都懂？为什么他还是硬往“禁区”撞红灯？从犯罪心理角度讲，就是以为别人不会知道，抱有侥幸心理。尤其是身居领导岗位，临近退休离职的贪官，这种赌一把的侥幸心理往往更加明显。一是以为自己见多识广、手段巧妙、做得隐弊，要点收点不会被发现；二是以为自己是“一把手”，就是露出一点儿马脚，也无人敢查；三是以为自己关系多，久经风浪，没有“摆不平”的事儿。种种侥幸心理造就了这一类台面上道貌岸然，背地里以权谋私的贪官。然而，侥幸终究过不了关。伍昭林最终面对的还是、也只能是法律的惩处。

      伍昭林受贿案警醒着人们：“一把手”高位不是抗拒诱惑的高墙，往昔的成绩也不是抵御诱惑的屏障。越是工作努力、业绩突出，越是职位高、责任重，越是贡献大、荣誉多，越要珍惜自己已有的和现有的荣誉，认真走好今后的每一步。  　　　　　　　　本站通讯员：邓时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