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基建馆长”的落马 　 　

    （本报驻京记者　吴晨光　翟克伦 ）　■烂尾的博物馆新楼、失窃的文物、混乱的管理，都是这位前任馆长留下的“遗产”。而他自己则面临着十年的牢狱生活。 　　

     若非亲眼所见，很难想象号称馆藏10多万件珍宝的“丝路文物圣殿”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乌鲁木齐市西北路13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下文简称新疆博物馆）院内，荒草映。“这就是博物馆的新馆，”守门人说，“但它已停建快两年了。” 　后院约600平米的临时展馆里，部分文物仍在面对参观者。但这里灯光昏暗，游人零落，几名工作人员在聊着家常。 　　

     只有在博物馆的文字介绍中，可以看出当年的景象：这里曾拥有面积为2000平方米的“新疆历史陈列”———以天山南北发现的珍贵文物为基础，描述了这片土地自原始社会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概貌；2000平方米的“民族民俗展览”，演绎了维、蒙、回、满等12个民族的生活和精神文化；300平方米的“古尸展览”和600平方米的“壁画艺术展览”，都是难得一见的精品组合。 　　

     博物馆标牌的上方，贴着出版于2004年3月18日的《检察日报》。它记录了博物馆原馆长杜根成的落马。烂尾的博物馆新楼、失窃的文物、混乱的管理，都是这位前任馆长留下的“遗产”。而他自己则面临着十年的牢狱生活。杜在任职期间的作为，也成为新疆文物界关注的焦点。 　　

                         三年：惊天窃案连发两次　　

    震惊中外的文物盗窃案发生在2002年9月30日。　　

    “上午10时30分左右，当我赶到现场时，四米长的梯子仍然竖在窗前。”一名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窗子上的铁条折断了，盗贼从那里进入展馆。” 　　

     出土于楼兰古城和尼雅遗址的6件珍宝———包括白玉斧、青玉斧、系红绢带龙纹铜镜、铜镜袋等———从展柜中消失。“其中的五件是国家一级文物，”有权威考古学家痛心地说，“两件玉斧的发现，说明在世界考古学界闻名的楼兰7000年前就有了人类的痕迹；从尼雅出土的三件国宝，是东汉王朝对当地实施‘安辑’（即安抚———编者注）政策的体现。” 　　

     据警方后来在现场勘查表明，这次案件的盗贼人数多，作案时间长———也就是说，是一次“从容”的盗窃案。“博物馆对于文物防盗意识的淡薄，是失窃的主要原因。”该馆公安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士说，“这里的窗户上铁条只有食指粗细，各种现代化防盗设备长期闲置。如果馆里的红外线及微波防盗系统发挥作用，能在人进入馆内后立即报警。” 　　

     知情者称：在案发之前，博物馆如同“自由市场”，商贩们可以在任何时间随意进入。失窃时博物馆的两名值班者，均是从馆外聘用的退休职工，他们既不配警棍，也没有强光电筒。“就在文物界为此事震惊和惋惜时，我遇到了来京开会的杜根成。”一位供职于某报的资深记者说，“我惊叹于他对此事的轻描淡写：‘哪个博物馆不丢几件东西？’” 　　

     一位著名考古工作者坦率地指出：即使是普通文物工作人员，也应该知道这些国宝的重要性。而身为博物馆馆长的杜根成，竟然以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对待它们，显然欠缺专业素养。 　　

     此案至今未破。而在此前的2000年春，新疆博物馆的一起重大文物骗盗案，已在杜的任期中出现。经案发地库尔勒警方查明：文物贩子阿里木·买买提等人，在骗取了新疆博物馆考古部原副主任黄小江的信任后，多次将新疆洛甫山普拉和且末扎滚鲁克出土的22件珍贵毛织文物骗出。阿里木又以40万元的价格，将文物分数次倒卖给文物犯罪团伙。案发后，虽经公安机关竭力追讨，至今仍有9件一级文物和1件二级文物流失境外。 　　

     2001年6月，黄小江因渎职被判有期徒刑三年。博物馆的主管部门——自治区文化厅则对博物馆负责人作出了如下评判：“作为文物管理单位，博物馆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从中吸取深刻的教训，切实加大管理的力度，防止类似问题的再次发生……” 　　事实证明，这些告诫博物馆并未落实。　　　　

                        受损文物一烧了之？ 　　

    正当文物界对新疆博物馆的管理众说纷纭时，一封投诉信寄至自治区文化厅。信中称：馆长杜根成曾于1997年、1998年两次组织职工销毁民俗文物100余件。 　　

    新疆博物馆不复存在的两件珍宝：彩绘陶舍利罐（上，摔坏）、四兽纹铜镜（下，被盗）　“1997年12月，当博物馆保管部的职工在整理文物时，发现了约80件鄂温克、哈萨克、蒙古、锡伯等民族民俗文物，由于空气潮湿而霉变、虫蛀。”投诉者之一王宏（应本人要求，化名）说，“博物馆领导在得知此事后，为了掩盖管理的失职，于1997年年底组织保管部、陈列部的职工将其秘密销毁。” 　　

    另据举报材料称：1998年5月，当保管部职工再次发现20多件同类文物发生霉变、虫蛀现象时，杜根成让他们将其拿到正在兴建的技术楼下掩埋。　　

    “我浇上汽油，亲手点燃了这些文物时，心中充满了犯罪感。”一位曾参与烧毁过程的人员说，“这批文物整整烧了三天，被焚化后的灰烬，在博物馆的角落里存留了很长时间。在那些残留物上，还偶尔可以看到当年文物入库时的原始编号。” 　　

     举报人透露，被毁的文物中，有王公贵族穿戴的金线绣男式袷袢、银扣饰男式长袍、金线绣女式连衣裙等珍品。其中的一部分还有着极其珍贵的历史意义———是清朝为平定准口葛尔叛乱、抗击沙俄和阿古柏侵略时，锡伯族人民赴疆参战的重要凭证。　　

     “上世纪80年代，我们走遍了新疆喀什、和田、伊犁，包括东北，才将这些文物征集来，”一位文物工作者说，“千辛万苦竟然换来了这样的结果。” 　　

                           是展品，还是文物？　 　

    本报记者赴疆调查此事时，博物馆一些职工提供了一份专家的书面证明。其中包括新疆文物局原局长岳峰教授、新疆考古研究所原所长穆舜英教授、新疆博物馆专家田琳教授、克尤木教授等8人。这些权威人士的证明称：凡是进入博物馆库房、并有原始编号的，都是国家文物，任何单位和个人没有处理权，否则视为违法。 　　

    依据《文物法》及《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博物馆应尽以下责任：运用传统保护方法和现代技术，防止自然因素（温度、湿度、虫害）等对藏品的损害；调拨、交换出馆的藏品，必须办理注销手续；藏品总数及增减数字，每年年终应上报省一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已经进馆的文物、标本中，经鉴定确实无保存价值的，应由本单位的学术委员会或社会上的有关专家进行审核后造具清单，报主管部门批准后，妥善处理。 　　

    2001年10月，在接到情况反映后，新疆自治区文化厅也组织了9名专家对被焚物品进行了鉴定。其中8人认为：这些东西只能列入一般展品的范畴。“被销毁的物品是可以再生产的，不属于文物。”接受本报采访时，曾参与鉴定的新疆考古所首任所长王炳华教授说。 　　

    两次鉴定因何大相径庭？本报在调查中发现，这两批专家 获悉的鉴定名单并不相同。穆舜英等人看到的是一张《赠送阿尔泰文管所民俗文物目录清单》，上面标有文物的序号、原始编号、名称及数量，并加盖了博物馆的公章；王炳华看到的是《1997年因虫蛀、残缺被处理的民俗展品目录》。　　

    “杜根成在销毁了这些文物后，为逃避责任，最先造出《赠送阿尔泰文管所民俗文物目录清单》 　　

     充满疑点的《赠送阿尔泰文管所民俗文物目录清单》 借口这些文物送给了地方文管所。他还在单据下方‘经办人’中，列进了九位职工的名字。”而其中三名“经办人”向本报证实，“其实，我们并不知道此事。为应付上级检查，他又造出了第二份表格。” 　　

    阿尔泰文管所原负责人王林山说，杜根成确实打过电话给他，说想让他们接收一批“民俗展品”。但因了解到展品已遭到虫蛀，他回绝了杜的要求。对于“展品”的数量和种类，王称因为是在电话中进行的沟通，所以并不清楚。　　将两张清单比较后可以发现，上面所列物品的数量和名称有着很大差距。如果当年烧毁的确实是“民俗展品”，那么赠送阿尔泰后被退回的“文物”下落如何呢？记者走访了博物馆陈列部主任道尔基。那张《赠送阿尔泰文管所民俗文物目录清单》的抬头及经办人名单，是他的笔体。但他拒绝谈及细节，“上级有纪律，此事一律不得接受记者采访。”现任博物馆有关责任人，也称“文化厅已有结论，不便多说”。 　　

    最终，这批被焚烧的物品被文化厅定性为“辅助展品”，数量为19件。但文化厅认为，博物馆在处理过程中确实存在问题———首先没有保留资料片；二是销毁时没有记录在案；另外，销毁时没有向主管部门请示。 　　

                           “落马”基建　 　

    在提供给文化厅的举报信上，投诉人还罗列了杜根成的如下问题：1996年，将博物馆展厅出租进行电脑展销及家具展销，并在广场中进行汽车展销，“家具展馆”的牌子掩盖了博物馆的标牌；由于博物馆对工作人员缺乏管理，2000年，导致国家一级文物彩绘陶舍利罐被摔坏；2001年，在陈列展中，又有三件珍贵文物被摔坏，其中包括吐鲁番交河古城出土的金器。　　

     2000年1月，《都市消费晨报》以《蒙尘博物馆该向何方》为题，率先披露了参观者对该馆脏乱差状况的不满。此后，《新疆法制报》、《新疆都市报》、《中国文物报》、中国《新闻周刊》等传媒，对博物馆的问题均有报道。2002年8月，自治区党报——《新疆日报》援引美国纽约市自然历史博物馆旅游部部长的说法，“新疆博物馆拥有世界级珍宝，是吸引国外客人的亮点。但展品落满灰尘，又没有详细的英文说明，让人很难了解其历史价值。” 　　另有知情者称：1998年4月，自治区主管文教的一位副主席来馆视察时曾批评道，“这两三年以来，你们馆没有开办一个展览，也没有作好自身的宣传工作，这和博物馆作为精神文明建设重要阵地的身份很不相称。” 　　

     “杜根成的相当精力，都放在了盖房子上。”该馆的一名工作人员说，“从1995年任馆长起，他进行了十多个基建项目，包括博物馆新馆、住宅楼及铺设路面等。人们给他起了这样的外号———基建馆长。” 　　

     关于博物馆新馆的建设，馆内部分人员与杜根成有着严重分歧。据该馆一名资深美工称：博物馆旧馆始建于1953年，建成于1958年，其建筑风格及内部装饰在中亚地区有着很大影响，被列为乌鲁木齐市的标志性建筑之一。而且，旧馆曾经历1964年的6.6级地震完好无损。 　　

    杜根成则认为：由于文物增多而博物馆年久失修，建新馆迫在眉睫。2000年8月的某天，在推土机的隆隆声中，已矗立了近50年的旧馆化为一片瓦砾。 　　

    杜的最终落马也是因为基建。2003年6月27日，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检察院以涉嫌受贿犯罪对杜根成立案侦查。据检察机关调查证实，杜根成在基建工程和安装中央空调、监控设备过程中，收受贿赂20.8万元。今年2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法院作出终审判决，判处其10年有期徒刑。 　　

    目前，罪犯被关押于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本报记者通过管教人员联系了杜根成，但他以“心理压力太大”为由拒绝采访。由于数千万元资金没有到位，博物馆新馆也于2002年冬停工。4月5日，记者来到这座烂尾楼前，听到了一名游客的叹息：“真是件尴尬的事情。”而据自治区文物局的一名官员称，新馆何时建成尚在规划中。 　　

                            文保现状应引起重视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新疆官员认为，杜根成现象的背景，是自治区文物保护工作令人担忧的现状。 　　

    权威资料表明：作为中国八大文物重点省区之一，新疆已经查明的文物景点4000多处，隐藏在大漠深处待人探询的古迹更是难以估量。另外，由于新疆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干燥少雨，壁画、题刻、麻毛织品及古尸能够得以完好保存。一个世纪以来，在这里相继发现的楼兰古城遗址、尼雅遗址、小河墓地等，曾几度震惊世界。 　　

    “新疆的文物在考古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穆舜英说，“这里是中西文明的交汇点，自古以来又是汉、藏、维、蒙等多民族的聚居地。” 　　

    自治区博物馆文物专家冯斐教授从政治的角度，阐述了新疆文物的重要性。“这里出土的很多东西———诸如汉代的司禾府印、胡王锦等，证明了新疆自古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他说，“在今天某些人叫嚣分裂的时候，这些文物就是我们的有力证据。” 　　

    但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及其自然环境，给新疆的文物保护带来了很大困难。另外，由于这里经济相对落后，人员经费短缺严重。文物局官员说，目前全疆的文物界从业者不足1000人，每年自治区的拨款只有230万元人民币。“这也反映了有关部门对文物保护的不够重视。”一位专家说，“我们真的那么缺钱吗？相比之下，连全国文物经费投入较少的贵州省，也能保证每年360万元的经费。” 　　

    据统计，2002年发生的博物馆被盗案件中，西部地区占全国的55％。在自治区博物馆被盗前不久，新疆伊犁博物馆也发生了看守人员被杀、文物被盗的特大案件。 　　

    有关专家认为，一些地方对于文化事业的发展，远不及对经济发展的重视。“要想改变这种现状，要投入大量经费，但更需要懂业务、会管理的专业人才。”穆舜英说，“否则，你调拨的钱仍会被用在基建上面。”